都市圈是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着力点。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都市圈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解决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到2022年底达到65.22%,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长至9.2亿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了局部人口过度集中、城市结构布局不合理、治理难度加大等问题。推进都市圈建设,能够有效应对当前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资源过度聚集和结构失衡,激活区域发展动能。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增强各地协调联动,促进基础设施通达均衡,推动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提升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带动辐射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空间载体。都市圈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区域集聚与辐射作用,对周边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都市圈可以看作是高度融合的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同时也是小城镇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地域依托。都市圈内的小城镇及乡村地区可以充分利用都市圈的各类资源条件,挖掘自身特色资源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都市圈有助于挖掘区域发展潜能。建设都市圈可以提升区域内各类人才、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聚效率,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内城乡要素合理畅通流动,更好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同时,通过提高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水平,能够推进都市圈在生产力布局、交通网络体系、公共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机制等方面实现协同、融合、共赢。
都市圈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更好把握培育都市圈的政策时机、力度和路径,需要明确培育都市圈的前提条件。
一是中心城市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中心城市规模和实力是判断是否实施都市圈政策的重要依据。都市圈只有在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充分体现后,才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中心城市规模越大,各种生产要素聚集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发挥增长极作用,更好提升都市圈内各地之间的协同性、互补性与融合度、共享度,形成统筹联动、扩容增效的发展格局。
二是周边地区具有较好的支撑条件。随着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和功能扩充,其空间难以承载复杂庞大的城市日常运转,需要依托都市圈建设,通过跨行政区域协作,疏解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置于同一城市体系之中。如果中心城市的近域腹地缺少足够的人口密度和适宜发展条件,城乡差异过大,就难以为都市圈发育提供有效支撑。
三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建立良好协作机制。都市圈范围多跨行政区界线,需各方协作发展。只有建立系统的协作机制,规范竞争,降低外部不经济,才能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模化运作。这就需要在都市圈内建立区域治理体系,消除阻碍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格局。
都市圈的发展壮大具有内在生长逻辑。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就是要通过合理有效的规划建设,制定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促进形成高效有序的都市圈空间组织结构。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中心城市强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影响,带动周边区域加快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和社会事业繁荣,引领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区域中心职能。推动服务业与周边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中心城市金融服务、研发设计、商贸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级。建立便利通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设施网络,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消费服务,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人才和资源集聚。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同时,要让周边地区享有好的发展机会,增强周边地区对中心城市的支撑能力。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心城市盲目拓宽城市空间布局,动辄“求大”“扩区”,带来了投资效率低、城市负债重等问题。建设都市圈应充分发挥区域内周边城市间的比较优势,构建中心与外围互通互融、共建共享的协调发展格局。(连欣、胡天新)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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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