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通过集聚国内外创意人才，发展各类文化产业，实现城市更新和经济转型。例如，基于雄厚的科技、经济基础，英国文化产业走上了以创意为核心的科技化发展道路，并在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等知名城市形成了世界级文化产业园。基于国际创意人才聚集优势，美国文化产业走上了以版权管理为核心的市场化发展道路，并在纽约、南加州等地区形成了世界级文化城市和文创策源地。日本和韩国则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上了以内容产业为重点的举国战略道路，并在东京、首尔周边形成了极具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产业集群。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存在诸如盲目投资、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衔接不紧密、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为促进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产生更好的互动效应，建议各地区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注重版权保护，在有条件地区率先打造增长极和发展网络，并促进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和世界文化产业潮流有机融合。
创意和版权保护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美国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本身就是按照版权产业管理的办法进行的，从根本上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引领了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潮流。英国则是十分注重创意的作用，同时辅助最严格版权保护措施，创造了世界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标杆。日韩则根据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紧跟世界潮流，及时推出文化产业相关的版权、创意保案，树立了东亚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旗帜。未来，我国应更加注重完善版权管理的政策法规，更加重视创意产业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充分利用中华五千年文明积累的雄厚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有条件的中心城市支持实施“文化立市”发展战略，探索以持续完善法律法规来快速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道路。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更新、街区复兴的抓手正当其时。美英日韩等国均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文化产业集群取得了城市更新和产业复兴的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城市更新、街区复兴打造了样板。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市更新，我们应有效衔接文化产业和城市更新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和城市更新互动发展。一是充分利用老旧工厂、传统街区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二是抓住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将传统文化场馆进行升级改造，产生文化新消费；三是结合工业园区的升级改造，打造新型文化产业孵化器；四是重视文化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有机结合，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性，形成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局面。
文化产业的策源地普遍位于大城市的中心区或郊区。大城市的中心区往往是文化创意人才的汇聚地，大城市的郊区则是创意人才的扩散地。主要因为，文化产业要么依附于创意人才的集聚，要么依附于规模化消费地，同时还需要高端科技体系支撑。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应走非均衡发展的道路，优先在大都市区域布局适宜的文化产业，选择综合条件较好地区，结合当地特色文化优势，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以内容创新为文化产业发展之本，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推动创意产业集聚，培育新的创意产业群落，形成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互动发展态势。
促进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从市场生产者、市场消费者和市场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联结出发，构建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区域循环结构，释放文化产业的区域经济效应。从社区层面，应鼓励社区各类组织参与数字文化创意社区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社区经营管理，并完善文化及相关产权置换和转移制度，将文化保护政策与扶持政策相结合，鼓励非公产权方开展文化保护和改造。从国内区域层面，要契合国家区域战略，构建国家局域文化产业循环网络。比如，在京津冀区域，建议以北京为核心，以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为外围圈层的结构，适当的时候可以重点谋划雄安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在长三角区域，可以尝试打造以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区域中心的多极化文化创意城市发展网络。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可尝试构建以深圳、广州、香港为核心圈层，以澳门、东莞、佛山、惠州、中山、江门、珠海、肇庆等其他城市为外围圈层的发展结构。从国际层面，要充分重视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从自身比较优势和国家发展趋势两方面考虑全球文化产业链的切入点和攀升路径，建立健全国内外文化经济市场双向循环机制，注重创意人才的集聚和创新环境的营造，打造全球文化产业节点城市和创新城市。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